【從左至右：杰克·阿德爾斯坦恩手持兩本日本黑幫分子出版的書籍，杰克·阿德爾斯坦恩從密蘇里鄉下搬到東京的時候，幾乎一句日語也不會。五年之后，他成為了日本最大報紙負責犯罪新聞報道的記者。現在，他生活在警方的保護之下；東京電力公司外觀；《讀賣新聞》在日本擁有不小的發行量。】

　　在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里，罪犯形象已經足以唬人，所以在相當程度上，日本黑幫不大對平民百姓施加暴力。幫派成員的背和胳膊都有文身，而且把頭發燙成小卷花，這令他們在普通日本人當中變得很醒目。如果有黑幫成員冒犯了上級，他會剁下手上的小指頭，表明自己很后悔。幫派成員擅長放高利貸、勒索敲詐，他們想出各種充滿創意的方式來恐嚇銀行。

　　許多黑幫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泡沫經濟中發了財，他們創辦了大量的法人組織(從來沒有法律禁止黑幫創業，只要經過了完整注冊就可以)。現在，日本的黑幫經營對沖基金，在房地產領域做投機買賣。日本三大黑幫之一的稻川會，其總部就在東京市中心麗思卡爾頓酒店的對面。有記錄顯示至少有一位日本首相與黑幫有往來;政客與犯罪團伙保持某種聯系，在其他地方只會毀了政治前途。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時任運輸大臣的龜井靜香承認，他接受了一家黑幫所控制企業的大量捐款，不過他否認自己當時知道該企業與黑幫之間有聯系。這件事對于他的聲譽幾乎沒造成什么損害，最后他當上了管理日本金融行業的金融大臣。

　　作為一名外國人，阿德爾斯坦恩在黑幫和警察之間游刃有余，在兩邊都裝癲賣傻。不過他有自己的原則：來自警方的消息，可以告訴其他的執法官員，但不可以傳到黑幫那邊。反過來，如果黑幫跟阿德爾斯坦恩說了什么，目的通常是為了曝光敵對的黑幫，所以這種信息是可以轉告給警方的。阿德爾斯坦恩說，自己工作的關鍵一招就是日本人所說的禮尚往來。他的工作一般是這樣：與線人互幫一些小忙，收集各種在其他地方可以派上用場的點滴信息。

　　去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陪著阿德爾斯坦恩去一家位于六本木的墨西哥館子，見一位有事相求的黑幫成員。他40歲左右的年紀(我姑且稱他為宮本)，念過大學，英文相當不錯。在加入黑幫之前，他在東京的一家公關公司工作。在餐館，他遞給阿德爾斯坦恩一張新名片。“請小心保管，因為這是我的合法生意，”他用英語說道，“要是傳出去了，我們就不能上市了。”

　　他需要阿德爾斯坦恩幫一個私人的忙。在加入黑幫后，他妻子就離開了，現在他已有四年沒見過自己的孩子。兩個月前發生的海嘯，讓他想要跟他們重新取得聯系。他請阿德爾斯坦恩幫著聯系已經疏遠的妻子，告訴她現在他已經從黑幫出來了。

　　“我不能對她撒謊，”阿德爾斯坦恩說，“我可以說你在做合法生意，但我不能說你已經不是幫派成員了。”

　　宮本同意了，之后他聊起其他在企業任職的黑幫成員來，提到了某個著名的幫派。“他們現在招了一個原來在德意志銀行工作的人。”他說。

　　宮本一直沒提阿德爾斯坦恩幫他跟妻子傳話，他拿什么做回報。沒過一會兒，這位黑幫成員身體前傾，小聲說起了東京電力株式會社(東電)，這家公司擁有、管理的福島核電站在海嘯中受到了破壞。大家群起指責東電管理失當，宮本建議阿德爾斯坦恩研究一下東電和犯罪組織松葉會之間可能的聯系。“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嗎?”他說，“松葉會的人和東電負責核廢料處理的人一起打高爾夫。你得做做調查。”他還提到另一黑幫的成員在那幾座核反應堆的建設過程中，通過提供工人和建筑材料，可能賺了100萬美金。

　　接下來的幾周，阿德爾斯坦恩通過各種關系求證這些關于核電站的信息。夏天的時候，他在《大西洋月刊》網絡版、倫敦的《獨立報》和一些日本媒體上，曝光了東電與黑幫之間的聯系。他描繪了那些黑幫所屬的公司如何提供設備和合同制工人，他還引用了一位工程師的話，說在清潔工換衣服的時候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在白色的防護服下面，他們身上有文身。

　　阿德爾斯坦恩說，在《讀賣新聞》工作的時候，有一個心照不宣的規矩，就是關于黑幫的調查報道不會挖得太深。日本媒體跟許多大型株式會社一樣，往往與犯罪集團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警察也知道要適可而止。這是因為，首先，司法手段有限：日本沒有辯訴交易或者證人保護計劃，而且竊聽幾乎是不允許的。在過去，黑幫很少出現暴力行為，如果他們襲擊了某人，對方也通常是另一黑幫成員，所以大家都不認為這是個問題。預防有組織犯罪機構的一位官員告訴我說，在20世紀80年代，如果黑幫成員殺死了對頭，一般會自首。“犯事的人第二天就會帶著槍去派出所，說‘是我干的’。”這位警察說，“他只會在監獄里關上兩三年。仿佛殺死的不是一個真人。”

　　甚至是這位警官，也認為黑幫是具有一定用處的。“日本社會中沒有少年犯可去的地方，”他說，“黑幫填補了這個空白。傳統上，大家就把少年犯送去黑幫。”實際上，對于這些惡行少年慢慢變成黑幫分子，警察似乎覺得無所謂。我問這位警察開過槍沒有，他說自己連警棍都沒用過。不過他也哀嘆道，現在新一代的黑幫分子素質江河日下。“他們以前是不偷不搶的，”他表示，“那種事情讓人知道了抬不起頭。”他覺得這都是貪婪的緣故：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破裂之后，許多有錢的黑幫一時難以調適。這么多年來只是表面上看起來危險的幫派分子，有些開始做實這種形象。這位警官提到一個名叫后藤忠政的黑幫分子，作為新型黑幫分子的代表。“他比過去那些黑幫要殘忍得多，”他說，“他會騷擾平民百姓。可惜的是，越來越多的黑幫變成了這樣。”

　　就在我們聊天前6天，后藤從前的一個手下在曼谷遭槍殺。此人亡命天涯多年，他涉嫌殺害了一名在一筆房地產交易中壞了后藤的事的男子。這位警察說，后藤正在收拾可能的目擊者;他還提醒我說，這位后藤發出了針對阿德爾斯坦恩的死亡威脅。最新的一次威脅是在去年，當時后藤出版了一本自傳。“我們懷疑后藤涉嫌殺死了17個人。”這位警察說道。

　　在任何國家，犯罪分子出自傳都屬于違反常情的事情，在日本尤其如此;后藤的這本書名叫《請恕我冒昧》。書出來的時候，作者宣布所有的版稅將捐給一個關注柬埔寨殘疾人的慈善團體和緬甸的一座佛寺。書的開頭，是那種大衛·科波菲爾式的風格：小時候，后藤窮得沒鞋穿，吃不飽肚子。他在書中以打棒球做比喻，描述了自己如何從一名少年犯變成了黑幫分子(“那感覺仿佛是，我們原本只是在家附近的雜草地上打棒球，突然就進入了職業球隊”)。書中的犯罪行為都是輕輕帶過，不涉細節，不過哪怕是輕描淡寫提到的，也都讓人難忘。后藤突出了自己的榮譽感;不說其他，他還是有勇氣悔罪的(“我不可能道歉或者祈求原諒。我不是那樣的人。我有自己的尊嚴。所以，我剁下一根手指，給川內送過去”)。

　　多年來，這位自剁手指的人是日本航空最大的股東之一。據警方估計，后藤的財產恐怕達10億美元左右，在日本最大的犯罪團伙山口組中控制著自己的一派人馬。他因為襲擊日本最有名導演之一的伊丹十三，而人人皆知。1992年5月，伊丹拍了《民暴之女》，描繪黑幫分子的恃強凌弱。幾天之后，后藤組的5位成員在伊丹十三家門口襲擊了他，用刀砍傷了他的臉和脖子。

　　之后，伊丹十三抨擊黑幫變得更為大膽。又過了5年，他表面看來是選擇了自殺——從辦公室頂上跳了下來。他在遺書中說，莫須有的桃色新聞令自己感到厭煩。但阿德爾斯坦恩在之后的報道中，援引一位未具名的黑幫成員的話說，這位導演是被迫在遺書上簽名、之后跳樓的，警方也認為可能是謀殺。一位研究有組織犯罪的美國律師告訴我，有些日本黑幫很擅長把謀殺偽造成自殺。“過去我總認為他們是因為羞愧而自殺，因為日本人有這么做的文化傳統，”他說，“但現在，要是聽到有人自殺，我往往就會心生懷疑。”

　　他在《讀賣新聞》的職業生涯沒過多久就結束了。他說，到了某個程度后，這家報紙不愿意再刊登關于后藤的消息，于是阿德爾斯坦恩就辭職了。直到現在，這家報紙也不愿意公開發表對他的評論。許多人說，對于觸怒后藤那樣的權勢黑道人物的報道，日本媒體一般都會避開。

　　離開《讀賣新聞》之后，阿德爾斯坦恩繼續展開調查，直到最終把線索放到了后藤的肝臟上。對于日本黑幫來說，肝臟是非常重要的人體器官，是跟小手指一樣重要的自殘部位。許多黑幫成員注射一種名叫脫氧麻黃堿的中樞興奮劑，不潔的針頭會造成丙肝的傳染，文身也會帶來這個問題。此外，煙酒過度也傷肝。在黑幫里面，肝病相當于榮譽勛章，像后藤這樣一名驕傲的武士，在回憶錄中自然要吹噓一把(“我喝酒兇得能喝壞三個肝臟”)。不過，這也意味著黑幫分子往往需要肝臟移植，一名來自犯罪集團內部的線人告訴阿德爾斯坦恩，后藤在美國移植了肝臟;但問題是，后藤有大量不良記錄，美國是不可能給他簽證的。經過數月調查，阿德爾斯坦恩發現后藤和其他三名黑幫分子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醫學中心住過院，那里是美國最好的器官移植機構。后藤之所以能拿到簽證，是和聯邦調查局達成了交易——他同意出賣其他的黑幫成員。

　　2008年5月，阿德爾斯坦恩把這件事給捅了出來，先是在《華盛頓郵報》，然后他又把細節提供給了《洛杉磯時報》的記者。退休前在聯邦調查局負責亞洲人犯罪部門的吉姆·斯特恩，證實了交易的存在，不過他告訴《洛杉磯時報》，“我不認為后藤向聯邦調查局提供了多有價值的東西”。據阿德爾斯坦恩在日本警方的線人提供的情報，加大洛杉磯分校的醫學中心收到了日本黑幫捐的一百多萬美元。在加大洛杉磯分校進行的調查，沒有發現不法行為，醫學中心的報告說，捐款額只有20萬美元，但它承認存在其他的“互惠行為”——比如，有一位黑幫分子給他的大夫送了一箱葡萄酒、一塊表以及一萬美元。在后藤接受肝臟移植的那一年，洛杉磯地區有186名美國人因為沒能等到供移植的肝臟而死亡。在報道出來尚未見報之前，后藤的手下就接觸了阿德爾斯坦恩。他說，那些人威脅要殺死他，還有另一個幫派的頭目要奉上50萬美元作為封口費。之后，阿德爾斯坦恩就處在東京警方的保護之下，已經搬到美國的妻子，則由聯邦調查局負責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