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ke出版的著作《東京之惡》】

　　去年春天的時候，我又去東京見阿德爾斯坦恩，他一見到我就說一個禮拜前，他查出了肝癌。

　　對于診斷出癌癥，他既不吃驚，也不難過。他現在處在肝癌的早期，東京一家診所的大夫給他注射無水乙醇。他們告訴阿德爾斯坦恩，這種癌癥可能跟飲食有關，也可能跟多年的抽煙喝酒有關，甚至跟馬方綜合征也可能有關。有天下午，我們順道去他家附近的派出所，阿德爾斯坦恩向一位警探朋友提到自己查出了癌癥。“哇，你跟黑幫成員一樣了!”這名警察說道，“你是把文身都給藏起來了嗎?”

　　阿德爾斯坦恩的司機名叫望月輝夫，他混黑幫的念頭可不短了。他十幾歲就開始犯事，最后父母心灰意冷，由他變成了當地的黑幫小混混。望月加入了稻川會，而且對脫氧麻黃堿上了癮。他四次坐牢，都跟毒品有關。當我問到他的左手時，他的表情絲毫沒有變化。“那會兒有了麻煩，我只得失去一根手指。”在幫會的辦公地點，當著老大的面，他自己剁掉了那根手指。大夫為他做了止血，但望月拒絕處理神經末梢。他解釋說，“對手指進行修復，就等于是收回道歉。”他說，黑幫的這個傳統，與古時武士切腹一脈相承。他還說，日本法律對于只有9根手指的人給予殘疾人待遇，但自己不愿提出申請，這是為了尊重之前的道歉。

　　我有許多問題要問他，但最后決定還是從最平淡無奇的問題開始問起：“你對杰克君的第一印象如何?”

　　“當時我的第一印象是‘傻瓜啊!’”望月說道，“整個日本都找不到有記者愿意做這些事情。我很驚訝，他竟然一點兒也不害怕。他是很奇怪的一個人。”望月告訴我，阿德爾斯坦恩的舉止不同于那些典型的日本記者，他們往往非常小心，不會逾越一定的界限。“他完全不管那些禁忌或者約束，”他說，“如果他是一個日本人，恐怕早就沒命了。”望月解釋說，許多黑幫分子很不喜歡阿德爾斯坦恩的報道，但大家普遍認為他是一個守信的人。“他勇氣可嘉，”望月說，“大家很欣賞這一點。在非日本人身上，倒比較常見到這種責任感。”

　　阿德爾斯坦恩出版了一本書《東京之惡》(Tokyo Vice)，講述他擔任法制記者期間的經歷，而且還在寫另外兩本。幾年前，他曾為美國國務院做販賣人口方面的研究，現在他是北極星項目日本分部的董事會成員，這是一個關注非法性交易的非營利組織。他還定期為各種機構做調查。一位研究集團犯罪的美國律師告訴我，他第一次碰到阿德爾斯坦恩的時候，覺得他很討厭，但對方的工作又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巧匠，”他說，“對于自己審慎的研究充滿自豪。”他接著說，“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深入了解那部分日本社會的，卻是這個白人。”

　　阿德爾斯坦恩嚴格遵守“禮尚往來”的原則，而且極力保護消息源，但在別的方面，為了得到消息，他幾乎愿意做任何事情。他說在自己的婚姻解體之后，有一次，一位孤獨的女警察表示只要他愿意跟自己上床，就給他看一份后藤的檔案;他接受了條件。在紅燈區，他很倚重外國脫衣舞娘提供的情報，有幾次，當她們的簽證出了問題時，他就把她們介紹給那些同性戀白領，他們需要結婚，才能在保守的日本企業中繼續往上走。阿德爾斯坦恩說他從來不做違法的事情——他只是讓他們建立起聯系，然后告訴他們可以自由戀愛、結婚，之后她們也就可以申請配偶簽證，一起出席丈夫公司的活動。不過他也知道，在美國，記者可不敢這么干。“我和線人睡過覺，”他告訴我，“我進行過艱苦的談判，那幾乎是在要挾。為了找到情報，我搜過垃圾桶。只要情報有價值，我才不管是來自犯罪團伙還是反社會群體。”

　　但現在，他扮演罪案記者這個角色的時間太長了，那種生活方式令他欲罷不能。我只要和他一起出去，最后似乎永遠是在和某個漂亮、聰明的女人一起喝酒。他每抽一支丁香煙，就用鋼筆在手上做一個記號，這么做原本是為了減少抽煙，但有一次我陪他去進行癌癥治療的路上，他在手上做了6個記號。在那天，醫生決定推遲無水乙醇的注射。離開醫院，我們就直接去了一家日式火鍋店，在那里他又點了兩瓶清酒，在等著一位優雅的日美混血女人加入飯局的時候，他就把那兩瓶酒給喝光了。之后，在三家酒吧，他又喝了5杯酒，到凌晨2點，他依舊精神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