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優秀的人是一團活力

采訪、撰文：木塞

劉瑜，生于1975年12月，本科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后，2007年至2010年擔任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問題研究系講師。2010年8月，劉瑜辭去劍橋大學教職，回到國內，進入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政治系任教。回國后，她為媒體撰寫的政治評論專欄迅速成為國內公共領域最重要的聲音之一。主要代表作品有《民主的細節》、《余歡》、《送你一顆子彈》。

她比照片上嬌小、秀麗。她是一名年輕的知識分子。頭頂著哥倫比亞博士、哈佛博士后等一系列讓人艷羨、眼暈的頭銜，到清華做了一名副教授，教授政治學。2010年，因為一本成為暢銷書的時評之作——《民主的細節》，她成為國內少見的思維縝密、見地廣博、常識清明的青年思想家。她是很多男人、女人喜歡、敬佩的精神榜樣。

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學。很多人因為長期缺乏政治生活的參與體驗，討厭政治，也不明白政治學是一門關乎什么的學問。政治學關乎什么呢？關乎一個好的制度設計，可能造就的理想生活，關乎正義。政治將塑造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感到舒適、自由，被尊重，有尊嚴，還是相反。在這個層面，劉瑜喜愛政治學。縱觀她自大學起的求學生涯，十幾年時光，都與政治學為伍。在劍橋，她教授中國政治。來到清華，她著力介紹比較政治。而這之間，她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思考，當今的中國，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政治生活。

一個對政治感興趣的女人，要成為被她喜歡的男人，其困難程度會不會很高？我們是帶著這類的疑問，向劉瑜發出了采訪邀請。

清華的那間小小的辦公室，除了一整面墻的書，文藝氣氛撲面而來。劉瑜自己動手、花錢對辦公室做了改造。一張紅色的桌子，兩把舒適的藤編沙發，以及墻上4幅裝飾畫。她說自己是一個在生活方面比較粗糙、不講究的人——她很少會去為食品安全的問題揪心到一定要去買有機食品，好一點兒、差一點兒沒太多差異，因為她的注意力不在于此，但生活基本的美感是她要的。

“美感”，這個字眼充分帶出了她小女生的一面。如果去讀她的隨筆集《送你一顆子彈》，她就是一個典型的文藝青年。要看、要感受很多東西，讓生命充滿了張力。文字把她內在的感受力細膩地展開，展現出一個人內在心性的豐富與美感。對她而言，生活并不在于事件的密度，而是有沒有被充分地感受過。寫作“子彈”時期的她，正在紐約學習，寫了大量的博客，以博客消化她對生活的一份強大的好奇和審視。也許彼時的學生生活，從容、閑淡，心態和文字都很輕盈，充滿趣味。

恐怕就是這份對“美感”的熱愛，讓她的生活以及政治態度、對人性、對愛情的態度，都有一種審美性。不美的身段和姿態，很難入她的眼睛，過她內心的天平。在這個意義上，她把微博關閉，和人群拉開一段距離，以保持內在的安靜與清醒。

不同于大多數女人的是，那些為愛情所花的氣力，飛蛾撲火般的全情投入以至全盤皆輸，在她看來，是浪費時間，是逃避自由，逃避承擔起一個更強大的自我的責任。過于看重愛情的女人，是放棄成就一個更好的自己。她說。

現階段的劉瑜，占去她精力的，除了教學讀書寫論文，還有每月兩篇的專欄。盡管她本性是一個不喜歡過多參與、卷入社會生活的人，但對公共事務發言，是她認為在現階段必須做的事情，要有人說話。其實，這也是她回到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是在美國，甚至是在臺灣，她都無須對公共生活投注那么多的注意力。她內心有份正義感，不容許自己沉默。

這種自覺意識的選擇，也讓進入她情感世界的男人，格外需要在精神世界里有著默契和共鳴，更何況“有趣的生活一定是和一定的智性生活聯系在一起的”。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為小事吵架的劉瑜，卻可能與伴侶為一個政治話題吵紅了臉。在堅持觀點面前，她很少在意對方是誰，這是她強勢的一面。總之，她生活獨立，精神獨立，不外求于男人。

好的學者在求善和求真上應該有一個平衡

GQ:你本科就選了政治在學？

劉:我那時候并不是有意識地對政治感興趣，父母說選國際政治是不是以后就可以做外交官，覺得外交官這個職業比較適合女孩子，是比較風光又比較體面的工作……我沒什么主見，因為我上大學時16歲，后來就有點路徑依賴吧，慢慢就這樣走下去了。

GQ:反倒越走越深了？

劉:因為政治學不像經濟學，其實是一個知識結構相對松散的專業，我本科學國際政治，在國內研究生期間學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出國又是比較政治學，在某種意義上是在三個不同的領域里面，并不是一條道走到黑。

GQ:但現在別人看你的政治專欄，會好奇一個女人為什么會對政治感興趣？

劉:在國外寫政治專欄的女人其實挺多的，過些年中國也會一樣。確切地說我是對正義有興趣，因為在中國說政治，經常是講宮廷政治，我對那個沒什么興趣。但如果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愿意去力所能及地發一點聲，我有興趣。

GQ:什么是一個好的社會結構是吧？

劉:對，就是什么是一個公平的游戲規則和好的政治制度，我還是有一點兒興趣，因為公平政治是美好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誰對美好生活沒有興趣呢？

GQ:有“一點兒”興趣？

劉:當我們說什么是好的社會游戲規則，什么是好的政治制度時，這個本質還是政治哲學的東西，從學者身份來說，我其實對政治經驗科學和對政治哲學一樣感興趣。政治哲學是講“應然”的事情，就是這個社會應該是什么樣子，那個東西我的確很感興趣，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對“是然”也感興趣。比如當代的政治文化是什么樣的，現實當中每個人的政治觀念是什么，美國的國會現實中如何運轉的，民主制度與歐債危機的關系到底如何，對這些也很感興趣。“應然”和“是然”之間最好有一種平衡，有些人對自己的正義觀充滿激情，但罔顧現實，對現實本身是什么樣的不感興趣，對如何在“應然”和“是然”之間連線不感興趣，這是個問題。

GQ:所以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讓你成為了一個不太一樣的學者？

劉:我個人有一個價值取向，就是比較傾向于自由和民主。但我覺得一個好的學者，不應該讓自己的價值取向去蒙蔽自己對現實的認識，在你去做真正的調查研究時，最好暫時擱置你的價值取向，在求善和求真上有一個平衡。

GQ:你為什么會選擇放棄劍橋的教職，回清華來工作？

劉:最主要就是那邊太悶了，特別寂寞，他們都說國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國內是好臟好亂好快活。在紐約還好一點兒，但劍橋基本上是個大學城，你第一個月結束以后認識的人和第三年結束時認識的人是一樣的，就是那么幾個同事，都是老外，那邊真正關心中國的人也有限。對我來說，工作僅僅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讓工作決定你生活在哪里。如果我在劍橋有一個特別幸福美滿的家庭或者很多談得來的朋友，我可能就不會回來了。我覺得生活中有至少一份親密關系，對于精神的健康和穩定特別重要，愛人也好，特別好的朋友也行，或者父母兄弟姐妹都可以，沒有朝朝暮暮的親密關系，人活得就會特別干澀。
需要精神上的同路人

GQ:你是一個政治領域的學者，但作為一個女人，回國后會不會覺得懂你的男人非常有限？

劉:其實不少。愛人也好，好朋友也好，在所謂核心價值觀上比較接近的，其實有好些，當然取決于怎么定義多少，對我來說，三五個知心朋友就足夠了。

GQ:在思想默契的程度上，你是不是一個比普通人有更高要求的人？

劉:我覺得不能要求男朋友或者先生事事跟你觀點一致。大多事情，他跟我觀點的重合度有75%，我覺得就挺好了，如果能到90%，那就是心心相印了。當然如果觀念相差太遠，重合度到了50%以下，彼此肯定看不順眼，何必在一起呢？在相互理解上總有個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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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在選擇一個男人的時候，你希望在精神上他比你強嗎？
不會，為什么一定要比我強？但他應該是一個精神上還比較強大的人吧，不然怎么會愿意跟我生活在一起？在愛情上我不是一個苛刻的人，除了快樂和溫暖，我什么都不想從男人身上得到。錢，安全感，地位，成就感，包括智識的樂趣，這些我都可以自己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