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道

往返于成渝兩地間的火車每天從四川省隆昌縣金鵝鎮瓜子巖村旁駛過，隆隆的汽笛聲讓村民們煩躁不安，卻又是他們的精神寄托之一：對于這個偏居川南的破舊村落而言，鐵路負載著數輩人對繁華富裕的想象，以及改變命運的可能。但村中第一個考入北京大學的孩子在成年之前，卻從未獲得機會借此打探外面的世界。1980年代中期，這個戴著1000度近視眼鏡的瘦弱男孩，為自己制訂的首要任務不是應對初中課業，而是日復一日用拳頭瘋狂擊打自家泥土砌成的墻壁。三年過后，他的心愿達成，練出一身緊實肌肉，足以對抗父親及四個兄長的毆打辱罵。

“青春期那種對父親的徹底反叛，是我特別成功的一點。后來那么多人罵我，卻完全擊不垮我，為什么？因為這種經歷讓我十幾歲就完成了人格的獨立。”如今，43歲的中學教師范美忠回憶起兒時與父親的沖突，將其視為個人性格的源起。家庭氣氛的暴戾貧苦令他心生絕望，北大歷史系錄取通知書的到來被村民們視作光宗耀祖，在他眼中，卻獲取了一種逃離壓制的解脫感。

自1992年離開隆昌，二十多年間幾經輾轉，范美忠如今的落腳地，離故鄉不過二百公里。2015年2月的一個清晨，我在成都文殊坊的一家茶館里見到他。他被圍坐在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中間，與他們進行有關文學、歷史、哲學的無主題自由討論。這是為期一周的公益課程的其中一天，八個小時的討論，他的回報是三四百元的象征性酬勞。

村鄰眼中，沒有比考入北大這樣的學校更加美妙的改變命運的機遇。然而，1997年畢業至今，范美忠從未像這所中國最高學府的大多數畢業生那樣，獲取超過平均水準的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但他卻毫不在意，甚至從未對此產生興趣。

牛仔褲松松垮垮，褲腳早已磨破。黑色羽絨服的下沿露出來了白襯衣的一角，另一角卻藏在里面。十幾個人中，范美忠是穿著最隨意的一個。為了保證秩序，討論引入了羅伯特議事法則：每人有兩分鐘時間提問，范美忠則有五分鐘時間回答，一旦到時，必須停止，除非下一個人放棄提問。多次超時后，范美忠表達了反對。“這套規則是非常好的，但是用于開會，我們是討論問題，并不完全適用。”

2015年二月上旬一天上午，在成都杜甫草堂小學舉行的“第一線批判性思維專題研修班”培訓間隙，范美忠和他的朋友魏勇、李勇討論問題。

主持人表示，既已如此規定，就要執行下去。他再無異議，卻加快了語速，陌生的人名和術語越來越密集地出現。他飛快地轉動手中的紙杯，杯口已被捏扁。一臉茫然的面孔越來越多，但不在他的視線范圍之內——他的眼神始終投往一個固定的方向，前方并不是某個提問者，而是人群外的一塊地板。

他非常享受這種言說的快感，至于聽眾能否接受，不是他關心的問題。范美忠十多年的好友、北京十一學校特級歷史教師魏勇這樣描述他的講課風格：“用葉芝、昆德拉、海德格爾、李澤厚作為下河前的準備活動，安東尼奧尼、伯格曼、基耶斯洛夫斯基也不過是一點兒小風小浪，真正的風浪是突然一下到了諸子百家，一個豪華轉身、一個古典巨浪。于是，許多沒見過風浪的學生被他打暈。”

正如范美忠曾在不同場合反復表達的那樣，他在我面前多次評價自己為“中國最好的文科老師”。中午12點，討論結束，我們走在去飯館的路上，聊起了曾被他視為精神教父的魯迅。“北大錢理群對魯迅的研究根本比不上我。我花了五年做到了中國魯迅研究第一人。”

然而，即使是他看來最理解他的朋友，也對他的這番自我判斷持有保留意見。成都同輝國際學校校長李勇對我說，范美忠更像是一個不由分說的布道家，需要的只是一群聽眾：“美忠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好老師。他更多考慮的是把我想說的盡可能說出去。可是好的老師要照顧受眾的心理，他想聽什么，他能聽懂什么，他需要聽什么？美忠是不考慮的。”

類似的評價，范美忠心知肚明，卻不為所動。每接一屆學生，他首先要做的是“在學生目瞪口呆之時對他們進行知識轟炸”。他也從不掩飾對大部分老師在智力和道德兩方面的優越感。他曾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公開撰文：“我對那些要我注意教學方法的勸告不屑一顧：你們這些老師懂什么？連《史記》都沒看過也跟我談歷史！你們那點兒可憐的知識和僵化的頭腦再有教學方法也沒用！”

在他的眼中，大部分老師是充當應試教育的幫兇，向學生們傳遞無用甚至有害的偽知識。為與他們劃清界限，這個自視“中國最好的文科老師”的人，至今沒有教師資格證。“參加這種考試是對我的一種侮辱。”

這自然令他付出代價。學生抗議、家長舉報、校長停課、然后離開，如此周而復始，“大半個中國倒騰了一圈”。最短的一次在廣州華美外國語學校，僅21天。但回憶起這段經歷時，他并不認為自己是他所痛恨的應試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各種人的反應都在我的預料范圍內。每一次離開，主動權都在我自己手上。”

然而，當這種行事風格在特殊的歷史節點出現在課堂外的公共空間時，受眾的反應卻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這令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擊，也讓這個自視極高卻寂寂無名的中學老師在一夜之間世人皆知。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8級地震，范美忠在劇烈震蕩中，第一個跑出都江堰市光亞中學教室。10天之后，他在天涯論壇貼出《那一刻地動山搖——“5?12”汶川地震親歷記》：“我是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卻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犧牲自我的人！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只有為了女兒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因為成年人我抱不動，間不容發之際逃出一個是一個。”

這番言論迅即引起了無數批評與謾罵。次日，網絡寫手五岳散人撰文提出“范跑跑”一詞，這成為了范美忠此生難以揭除的標簽。

時任教育部發言人說：我們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許無恥。北大歷史系黨委書記說：北大以有這樣的學生為恥，如果開除他，我們很贊成。類似的批評，當時無法計數。“如果發生在十幾年前，我可能會去自殺。但當時我一絲這種想法都沒有。中國十三億人，哪怕十二億九千萬人說我是錯的，只要我認為自己是對的，我就是對的。”回憶起舊事，他的神情有些不耐煩——“我絕不后悔”、“如果事情重來一次，我還會那樣做”，過去7年間，這樣的語句他已經重復了無數次。

在他眼中，童年一次次用拳頭擊打墻壁，恰是他此后人生軌跡的映射——個人欲求與堅硬現實持續沖撞，縱然疼痛，也不停歇。正因如此，他人為名利打拼之時，他四處漂泊，尋覓理想的歸宿；而當要求開除他甚至殺他全家的大字報貼上光亞學校的大門，他卻選擇留下，一待就是7年。

在他研究魯迅的一本著作《民間野草》中，他引用里爾克的詩句：“離開村子的人將長久漂泊，也許，還有許多人會死在途中。”而算上汶川地震之前的3年，他在光亞學校任教已近10年。他為數不多的朋友們一度覺得，他或許已經不再漂泊，找到了歸宿。但他本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我見到他的一周前，光亞學校正式批準了他的辭呈。

離開成都后，我飛往三亞，采訪在此休假的光亞學校校長卿光亞。談及范美忠辭職一事，這個1949年后內地第一家私立學校的創始人說：“地震的事對他刺激非常深，我覺得他現在還是一個病人。他辭職的時候情緒是失控的，根本沒有計劃。”

范美忠本人的說法與此大相徑庭。他評價自己如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和”、“生命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極度的黑暗中找到了出路”。他認為自己擺脫了曾經的精神教父設下的牢籠：“魯迅無法解決你的問題，基本讓你走向絕望。”

那新的精神資源是什么？一天午飯過后，他提議去一個附近的茶館喝茶。在一個十字路口等綠燈時，我向他提起了里爾克的那句詩。“那你覺得自己依然還在漂泊嗎？還是說像他說的那樣，已經死在途中？”

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如果沒有轉向莊子，我早死了。莊子讓我起死回生。”綠燈亮起，我們快步穿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