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奔
名為“第一線批判性思維專題研修班”的培訓進行到第三天，一位聽課的企業家請幾位授課老師吃晚飯，范美忠也在其中。企業家來自新疆，飯桌上的話題便從新疆問題開始，自然地延伸到了更廣的時局領域，時不時還會插進來幾個葷段子——性和政治，男人們的飯局主題總是如此。
范美忠卻幾乎從不發言。他后來對我解釋說，他對當下的時事并不關心。直到服務員端上了一盤秋葵，面無表情的他卻一下子興奮起來：“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王維的這首詩就是秋葵名字的來歷。”原本熱鬧的包廂突然沉默了幾秒，眾人紛紛掩飾尷尬的表情，夸贊他有學問——在一個葷段子橫飛的飯局上突然冒出兩句唐詩，你可以想象那是怎樣的情景。
另一位老師則成為了飯局的主角。他牢牢主導著話題的走向，偶爾開幾句其他人的玩笑，實則是夸贊對方，語言風趣而不失分寸。他叫魏勇，北京十一學校的歷史特級教師，范美忠最好的朋友之一。2003年，范美忠執教兩個半月后被杭州外國語學校驅逐，在天涯社區發表帖子批判杭外校長。次日，魏勇發出《堅決反對范美忠的個人英雄主義》，兩人由此不打不相識。互動幾句后，他們發現對方竟是隆昌老鄉，魏畢業于隆昌一中，范則是二中。
單從飯局上的表現來看，他們像是兩類完全不同的人：前者一身書生氣，顯出幾分迂腐，后者則身段柔軟，深諳處世之道。而二者的教師生涯也似乎是兩條相反的軌跡：前者畢業于最高學府，一路顛簸，駐足于一所西部縣級市的私立中學，后者師專畢業，從家鄉的一所小學起步，一步步成為京城名校的王牌教師。
另一天中午，我和范美忠、魏勇一起吃午飯。聊著聊著，范美忠情緒有些激動：“我不怕別人罵我，你可以把我剛才說的寫出去！”說到這里，他的手機響了，出去接聽大概五分鐘后，他回來說自己要趕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西裝革履的魏勇用手指著他的衣服調侃道：“你穿得這么隨便，就別去砸場子了吧？”范美忠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還是急匆匆去了。
就是這樣兩個狀況迥異的人，卻保持了十幾年的友情，至今聯系密切。雙方都認為對方對求知本身充滿熱情，并且具備與自己對話的水準。他們共同的朋友，德陽外國語學校語文老師豐繼奎向我這樣分析二者的異同：“魏勇既有俗世的油滑，又同時懷有某種理想主義。相比之下，美忠是一個拙于謀生的人。他身邊的很多人，打著理想主義的旗號，但在現實中其實都捕獲了很多獵物。而美忠呢，一點兒獵物都沒打到。”
對于性格造成的命運差異，范美忠不回避。“魏勇是一個有彈性的人，能夠適當扭曲一下自己，在縫隙中游走前進，既讓自己活得更好，同時能夠實現理想。他這個能力是很強的，我很佩服。這種扭曲自己的能力，我幾乎沒有。”
在2012年一篇題為《啟蒙者魏勇》的文章里，他用看似更為刻薄的語句評價這位摯友：“他在理想和現實、批判思考與體制限制之間周旋的能力實在是太強了……魏老師的這種內心分裂能力和世俗智慧才是我最佩服的。”
當同樣的問題拋給魏勇時，他將范美忠定義為雖不能至卻心向往之的“裸奔者”：“為什么許多人喜歡范美忠？因為他有侵略性；為什么許多人反感范美忠？因為他有侵略性……他的侵略性源于思想裸奔的舉動，比基尼讓伊斯蘭長袍感覺到侵略性，裸奔則讓比基尼感受到侵略性。所以裸奔者范美忠讓一切比基尼思想者自卑羨慕，進而產生一起裸奔的愿望——當然，僅僅是愿望。”
童年的回憶毫無愉悅可言，盡管如此，范美忠覺得父母的一個共同點給他留下了愿意接受的烙印：真實。由于家事繁重，擔任集體公社會計的范母曾一度辭職，幾天后，鄰居們紛紛上門請她回去，因為只有她能秉公辦事。而范父也是從不看別人臉色行事的人。“我爸就是有一種什么呢，又臭又硬的感覺。不管是官是富，我沒有聽他說過一句吹捧別人的話。”
一件事如果讓他感到厭惡，他必定反對。他的姐姐范美瓊回憶說，父親有時酒后會毆打母親，家里無人敢發出聲音，范美忠卻會站起身來和父親理論。
這樣的習慣被他帶出了故鄉。1992年，北大新生要在石家莊接受一整年軍訓，這被他視為“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年”。他每天熄燈后將頭蒙在被子里偷聽《美國之音》，直到隨身聽被沒收。“這東西我軍訓前沒聽過，軍訓后也再沒聽過，但是當時禁止我們聽，那我就偏要天天聽。”
一年后的北大初體驗，令他感到崩潰。他發現自己當時人文基礎之薄弱，不但無法與大城市考來的同學相比，“甚至不及校門口賣盜版光盤的文藝小販”。只是讀了幾本歷史研究著作，他便覺得，自己過去12年閱讀的課本，乃是滿紙謊言，從小建立的世界觀頃刻崩塌。一番惡補后，他又有了新的認識，覺得北大教授們多是尋章摘句的考據家，全無知識分子的情懷與格局。他表達失望的方式是放棄考試，在宿舍閉門自修，每天與室友辯論，且絕不認輸。四年下來，成績穩居末位，這并未讓他失去批評教授們的底氣：畢業后，他寫出一篇流傳甚廣的《評北大歷史系諸君》，將老師們罵了個遍。
這篇在今天看來過于憤懣苛刻的文章，夾帶著他當時對個人命運的不滿：成績不佳，又無其他技能，找工作四處碰壁。他覺得一門心思讀了四年書，其實是把自己推向了極尷尬的境地：20歲時才從零開始補課，基礎之薄弱，注定成為不了大家。而若是投身于現實，他天天琢磨的東西，又離社會太遠。
某一天，他突然覺得自己如此痛苦，全是書本的錯。一氣之下，把四年來買的一千多本書全賣了。
冷靜之后，他決定做一名老師。“自己成不了大家，但可以培養未來的大家。”他回到四川，進入自貢蜀光中學。校長看中他的最大原因是，一個考進北大的人，一定能傳授給學生們其他老師不具備的考試技巧。
這個推測是錯誤的。范美忠不希望學生們重演他當年進入大學后世界觀崩塌的一幕，“我上課的基調就是猛烈批判教材”。不到一個月，黨委書記嘴唇發抖地質問他：你覺得學生考試的時候，該寫你講的，還是教材上印的？
沖突不止于此。他的第一堂課不到20分鐘就講完，然后回辦公室喝茶，因為覺得內容很簡單，無須多言。他在公開場合對校長說高三老師都是在摧殘學生，不顧同事們尷尬的表情。事實上，他并不把他們視為“同事”，而是“當我的學生資格都不夠的蠢材”。
三年后，他不辭而別。類似的故事隨后在不同學校反復上演。在廣州華美外國語學校，他21天即被辭退，導火索是在課堂上對比蔣經國和鄧小平。2005年，朋友豐繼奎邀請他做關于魯迅的演講，臺下坐著德陽幾所中學的五六十位老師，他張口就是“我覺得中國的文科老師多數都是白癡”。沒過幾分鐘，人已走了大半。
“他就是比較任性，誰都不管，自己想怎么樣就怎么樣。”紹興稽山中學語文老師蔡朝陽與范美忠在新浪讀書沙龍相識，一度共同擔任論壇版主。他用10個字形容范美忠：“執著如怨鬼，糾纏似毒蛇。”2002年5月，這兩位網友在紹興的一處出租屋首次見面，接頭暗號是一本林賢治的魯迅研究著作《記憶》。范美忠毫無初次碰面的拘謹，聊了三天三夜。“你根本沒機會跟他說，我不知道，我聽不懂。他就是不停講不停講，你帶個耳朵聽就是了。”
與范美忠交談的幾天里，我充分體驗到了蔡朝陽的感受。他極度看重言說的連貫性，對交談環境也十分在意。和他去德陽的那天，我找了兩家茶館，都被否決，打車找了大半個小時后，他仍不滿意，直到打電話咨詢一個當地的朋友才選定地方。“我這個人對吃飯穿衣一類的事情不是很注意，但是聊天的地方，一定要感覺舒服，才能進入交流的狀態。”
因對應試教育體系深感絕望，“不愿成為其幫兇”，在他的教師生涯中，還曾短暫穿插過一段媒體從業經歷。在《經濟時報》，一篇近萬字的文章被刪去三分之二，“感覺就像揮刀自宮”，在《南方體育》，“我忍受不了新聞娛樂化”，一個月就主動走人。他只得回到自己熟悉的教育領域，在成都的《教師之友》雜志擔任編輯。
這段經歷仍然是不愉快的。時任主編李玉龍回憶起一個細節：和一個教育專家討論問題時，范美忠覺得對方姿態高傲卻見識淺陋，罵他“傻逼”。李玉龍命令范美忠道歉，他強忍脾氣照辦，但最后還是忍不住來了一句：“雖然跟你道歉了，但我還是覺得你是一個傻逼。”
2005年下半年，《教師之友》團隊因為一些復雜的原因被迫解散，在尚未清理完畢的編輯部辦公室里，他用一臺舊電腦連寫了一個月文章，名為解析魯迅《野草》，實為復盤己命：“魯迅自身對社會抱有過于完美的理想主義態度……他仍然缺乏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魯迅的啟蒙未嘗沒有效果，但是因自身心態過于急切，總希望更快地見到更好的效果，故反而產生失敗和受挫感。”
他覺得自己幾乎已經到了無路可走的境地。“偌大的中國，竟無一處自由表達的空間。”就在此時，在朋友的牽線下，他在成都的一間茶館里，收到卿光亞的邀約，擔任IB項目的中方老師。
IB項目全稱為國際預科證書課程，學生獲得證書，就可取得進入大多數國家大學學習的資格。沒有指定教材，沒有教學大綱，甚至沒有固定的考試形式，都由任課教師自行掌握。該項目的學生不參加國內高考，這意味著老師也無應試壓力。這些都令范美忠興奮不已，覺得簡直是為自己量身定制。
在光亞，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授課自由。為了表達對他授課方式的充分尊重，卿光亞甚至從未聽過他講課。但好景不長，他不再忍受外部空間的逼仄，內心的痛苦，卻在這種寬松的氛圍中無節制地蔓延開來。
他覺得找不到哪怕一個能與自己進行有質量交流的人，無論是學生還是老師。多次抱怨學生“質量普遍太差”后，卿光亞甚至為他特意修改了選課制度，由學生選課改為雙向選擇，不喜歡的學生，他可以不要。
包括魏勇在內的朋友們，經常接到他抱怨的電話。“他經常說，學生差得不得了。他的興趣其實不在教育本身上面，而是通過講課這種形式去探討高精尖的問題。他看到學生沒興趣聽課，他自己也沒興趣講了，好吧，那你們就自己看書吧。這是沒有道理的，基礎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養大師、文豪，而是發掘孩子身上的可能性。如果我在他的位置，我不會去挑揀學生。”
范美忠接受這樣的批評，但不愿做出改變。教育對他而言只是走出精神困境的手段，不是最終目的。目力所及范圍內，很難找到一個比光亞更寬松的環境，但精神之困卻還在延續，這令他內心的絕望感達到了峰值。坐在都江堰堤壩旁那個固定的茶館座位上，三十多年來的種種痛苦矛盾，累積到了即將爆發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