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

結局

藥家鑫二審被宣布判決死刑時，張顯受到了英雄般的簇擁。

掛完電話，張平選才發覺自己不太記得藥家鑫的長相，幾次庭審，他從來只能遠遠地看著。這娃到底是個性格怎么樣的人？他當時為什么要那么做？他也才意識到自己對藥家鑫的陌生。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殺害了自己的女兒，因為自己的起訴，“在今天早上被執行死刑了”，電話里代理律師說。

律師的聲音很激動，張平選還是如往常說話那般的平淡：哦，謝謝。

這一年來，因為這樣平淡的語調，張平選被一些人怪罪過——“您能盡量再表現得開心一點兒”，或者“您能盡量難過一點兒嗎？”

雖然無數人試圖引導，讓他在合適的時候做出最合適的表情，但他永遠是那樣的神情：一種帶著壓抑和執拗的平靜。他不了解周圍人的要求，讓一個人死“應該開心成那樣”？面對親人的死亡最負責任的就是無限制地難過？

就像農地里的作物一樣，認為生老病死就和四季一樣平常，平淡地立在生活里。他似乎一直不相信這種格外的情緒。接電話時，他正在吃午飯，一碗捏面片，拌了點辣椒油。他沒舍得也沒習慣加一塊臘汁肉。他掛完電話，繼續如以前那樣一口一口吃完。和貧困相處多年，沒激起他另外的情緒，反而讓他更加認定了許多本分：一碗面要怎么吃，一個事要怎么講道理，他有他的頑固。

這天是6月7日，藥家鑫被二審判決死刑的第17天。

法院宣布二審判決那天，一走出法院門口，他的女婿、妻子和小女兒都激動到痛哭，一堆閃光燈圍著他們閃。身邊那些慶賀的人說著“匡扶正義”等這類大話，他只是想了幾個事情：這下對張妙有個交代了，對女婿有個交代了。但他還想了另外的事情：張妙的兒子毛蛋以后怎么辦？藥家鑫的父母怎么辦？我還三個娃，他們家就一個。

這幾個月來，他聽了很多藥家鑫的故事，還有些故事，“據說是他講的”，被外面的人說了一圈才到他耳朵里。

農村生活，使得他對每句話都聽得很重，他因此好幾次困惑，不得不問身邊的人：有人和我說他家是軍代表，勢力很大，也有人和我說他父親其實只是一般退休員工，家境實在一般，哪個才會是真的？那娃前幾天聽人說特別蠻橫，后來又聽說其實還是個好學生，還挺孝順。

總會有人提醒說“張老不要被他們家釋放的煙霧彈蒙騙，要不張妙的公平討不回來”。他就馬上噤聲了。

這是他最懼怕的一點。但他也抑制不住自己對這么一個年輕罪犯的困惑和好奇，畢竟，這個訴訟請求確實是他發出的，但他發覺自己控制不住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事件正在被各種傳言、各種超出他理解范圍的“陰謀論”主導。他就像秋耕之后，放火燒草的農民，看著想像和流言的火勢失控地吞噬一切而毫無辦法。

判決結束，記者開始散了，賀喜的人少了，時間開始多出來了，自己住的這個房子顯得更空了。妻子劉小欠在家里總是坐立難安，張妙的死讓她耳朵一下子失聰了，仿佛是內心自發地用這種方式來抵擋這個消息。但那消息又真實地在她內心里鼓搗，讓她整天急躁地在家里走來走去，或者窩在一個地方嗚嗚咽咽地哭。

那空出來的房間也是確實的。張妙在去世前一直住的那個房間，像只巨大的眼睛盯著他。這壓力讓張平選很不舒服。

今天他特意讓小女兒帶著妻子到外面走走，而兒子當的晚班在睡覺。家里只剩下他一個人。

他拉了個小板凳，先是坐在自家廳里，但張妙的房間就在那兒盯著，他又挪到門外。外面不斷有得到消息的人向他致意，他終究還是搬回自己的院里，一個人抽著煙，不斷回想，這亂哄哄的半年多究竟發生了什么？他在想，藥家鑫到底是怎么樣一個人？

又一個電話來了，是小女兒張朗。這個喜訊理所當然地被律師興奮地到處傳遞。張朗說話很沖，脾氣也是：“你知道了？”

“知道了。”

“怎么樣？”

“沒怎么樣。”

對話到此結束了。

過一會兒，張朗帶著妻子劉小欠回來了，妻子一路上是邊哭邊笑。他沒和她說話，抽著自己的煙。

晚飯很簡單，他堅持一口口吃完，早早躺倒床上去了。一躺上床，發覺有什么東西梗在胸口，整整一宿都沒睡著，但他還是堅持躺在這兒，等到通常起床的時間才起身。

起身后，又到大廳里發了一下呆，終于忍不住了，打了電話給許濤——自己的律師，“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很難過啊。”“大爺您是好人，這畢竟是一條人命。”許濤這么安慰他。

考慮了半天，張平選還是忍不住撥打了藥家鑫代理律師路鋼的電話：“他們家父母沒事吧？你要多去安慰他們。你說這娃為什么要干這種事？他到底是怎么樣的人？他的罪是不是有其他的辦法？”發了一連串的問話，張平選很倉促地掛了電話。張平選不想問下去了，因為，他發現自己內心的疑問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