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11年6月，薛蠻子突然發了一條微博：我得了直腸癌！

別人得了病都遮遮掩掩，而薛蠻子的一反常態，他夫人又急又氣：得癌癥也在微博上直播，一點兒不注意忌諱！之后，他不但配合治療，在微博上直播病情和治療過程，還主動接受媒體采訪，宣傳腫瘤防治相關的常識。薛蠻子的主治醫生、北京腫瘤醫院院長季加孚對此贊賞有加。

季加孚行醫二十多年，對腫瘤病人的心理過程了若指掌。一般人得知自己患了癌癥，心路歷程基本是這樣的：先是五雷轟頂，躁狂瘋魔，一定是弄錯了！一定不是我！等結果確診了，他就立即蔫了，欲哭無淚：我真倒霉，我前半輩子這么辛苦，好不容易打拼成了董事長，掙了這份家業，怎么就輪到我了？怎么這么倒霉……這個時間段有長有短，等過去之后，大部分人才被迫面對現實，開始積極或消極的治療。

而人生經歷豐富的薛蠻子，面對風雨挫折無數，他比平常人更快地結束了這個過程。短暫的驚恐之后，疾病反而成為他的一面鏡子，對之可以思己過。他也曾經在微博上抱怨，自己是投資圈里最循規蹈矩的老實人，不抽煙不喝酒，吃喝節制，早睡早起。但后來他意識到，疾病的到來總是出其不意，疾病有時是一個人生活習慣的體現，更是這個時代的負面能量加之于身。

19到20世紀，西方國家經歷了工業革命及其帶來的嚴重污染，再加吸煙人口居高不下，他們不可避免地經歷了肺癌的高發期。不同的是，現在他們的肺癌發病率在往下走，而中國某種程度上正在重走別人的老路。另外，中國這些年生活水平提高后，飲食偏向于高蛋白高熱量，飲食結構越來越接近西方國家，所以乳腺癌、大腸癌、前列腺癌等也開始高發。所以，無論是從社會醫療制度，還是個人的生活習慣上，都應該了解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路，并加以借鑒。

上世紀90年代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醫學院進修時，季加孚看到了美國從1945年二戰后各個時段的各類腫瘤標本。一眼掃過去，你能看到這個國家、這塊大陸上的人所患腫瘤的漸次發展狀況，哪些發病幾率在走高，哪些腫瘤的臨床生長越來越丑陋和惡劣……而這背后，是整個國家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發生變化的投射。回國后，季加孚開始建立“中國腫瘤標本庫”。

在季加孚看來，這并非一個簡單的標本庫，而是厘清這些年來“中國式疾病”的關鍵所在。腫瘤和癌癥，除了先天遺傳、后天生活環境的刺激，人類每天所處的心理環境也很重要。而中國高速發展的這些年，掙了錢的人壓力大，沒掙到錢的也壓力大，有房子的壓力大，沒房子的壓力更大……這種壓力累積，很容易刺激癌細胞的生長，隨即引觸多種病患的發生。

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平時抗壓能力超過普通人百千倍的成功人士，面對疾病時反而更脆弱，心理忌諱更多。比如做生意的人，怕生意伙伴知道了會有顧慮，不再考慮合作，怕債主都紛紛上門討債，欠債的更加拖著不還；就算在成熟的美國資本市場也不能免俗，喬布斯一宣布病情，蘋果的股票就飛流直下三千尺。而一些官員就更加忌諱疾病，首先他會考慮，在任期內得了病，是否下一屆就不能連任，又擔心上級會不會考慮換人，職位拱手相讓于人？有些人就一拖再拖，或者偷偷摸摸去看病，放棄專業的腫瘤專科醫院，買車時他知道去專門的品牌4S店，而不去百貨大樓，但看病時為了掩人耳目，只敢去綜合醫院看門診，在路上看到“腫瘤醫院”這樣的門牌都不敢看一眼，最終貽誤的只能是自己的健康。

當先天的生理因素和后天的生活壓力都無法回避時，更重要的是重視定期體檢、特殊體檢、心腦血管腫瘤系列體檢等檢查。薛蠻子確診后，給他的朋友馬未都、徐小平、鄭淵潔等人打了一圈電話，“勒令”他們去體檢，特別像胃鏡、腸鏡、肛門指檢等，不能一時地怕麻煩或者拉不下面子，否則，到時失去的可能是一輩子的尊嚴。

面對疾病，患者被動地調整著心態，被迫接受命運突如其來的變局，而醫者也相應作出變化，給予最專業、最人性化的支持。在美國時，季加孚特意選修了醫患溝通學的課程，比如針對胃癌患者，季加孚和他管理的北京腫瘤醫院會提供出兩個版本，一個給醫生，一個給病人。針對病人的版本中，則盡可能使用口語和大白話。另外，像“全方位切入”、“化療3+2療程”，這些醫生間才能明白的對話，盡可能不當著病患進行，以免給他們更多的心理負擔。甚至，不但是病患本人，病患家屬，某種程度上他們也需要得到關愛，也有相應的解壓措施。

在面對癌癥的過程中，薛蠻子和季加孚，病患和醫者，他們一起學習著與疾病相處，甚至試著把癌細胞當做朋友一樣，從疾病中了解自己，了解我們身處的這個年代的陰暗和光明。正如在《疾病的隱喻》一文中，曾經身患癌癥的桑塔格從哲學角度的解讀：疾病是生命的陰暗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疾病，既是我們看待疾病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